美国的政治人物律师出身居多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则以工程师出身为多，也有的国家领导层多为军人出身，还有的国家偏爱医生。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领导层对职业有着不一样的偏好？为了找到答案，英国《经济学家》杂志研究了“国际名人录”中近5000位政治家的职业背景，得出了有意思的结论。

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与胡锦涛的会面，不仅是两位国家元首的相遇，同时也是两种职业和思维模式的碰面——这是律师与工程师的对话，前者对立足于基本原则进行讨价还价的争论训练有素，后者却知道如何构建一套物理结构，并能让其保持完好。

美国政治圈偏爱律师

律师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广泛存在(早在19世纪30年代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注意到了一点)，而现在这一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。奥巴马在1988～1991年曾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，他的许多内阁成员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：国务卿希拉里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(1969～1973年)，司法部长埃里克·霍尔德曾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(1973～1976年)；副总统乔·拜登曾就读于雪城大学法学院(1965～1968年)；中情局局长里昂·帕曾就读于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(1960～1963年)，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。在美国国会中，一半以上的参议员有法律从业经验。奥巴马的核心圈子里有很多是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同学：比如曾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埃莲娜·卡甘，现任奥巴马内阁的副司法部长；法学院教授凯斯·桑斯坦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职。

中国最高层多出身工程师

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，他曾在一家国有水电企业担任水利工程师。他的前任江泽民，则是一名电力工程师，曾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工厂实习过。现任总理温家宝是地质工程专业出身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9位常委中，有8位曾做过工程师，只有一位拥有法学专业背景。在美国，最近的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总统还是赫伯特·胡佛(1929～1933年在任)。

背景相似的人容易聚合

有些结果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。非洲许多国家领导人要么通过军事政变掌权，如苏丹总统巴希尔；或者出身于游击队领袖，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·泽纳维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·保罗。当然，他们掌权后会倚重昔日战友，而且军队对该国的影响力要比其个人更为持久。在印度尼西亚，虽然军人统治早在1998年就已终结，但因为印尼是一个由17000个岛屿组成的国家，军队是少数能渗透到全国的国家机构之一，所以将军在政界仍有较大影响力。

在选举政治当中，同样会出现相似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倾向，但军队影响力要微弱一些。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王朝，在英国，按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构建起了不同的政治网络。对俄罗斯总理普京来说，早在圣彼得堡市政厅和克格勃工作时，就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圈。

由于各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倾向，同时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这使得不同国家偏爱领导人的某些特质，而这些特质则不均匀分布在一些特定的职业当中。(见图表)

各个国家常有自己显著的倾向。埃及喜欢学者，韩国钟情于文职人员，巴西则倾向于医生。

在“民主国家”当中，律师往往占主导地位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因为法律和政治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：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，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等等。律师需要具备整理证据、说服陪审团、掌控全局的能力，而这也正是政治舞台所需要的。在德国联邦议院当中，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律师。在由16人组成的法国萨科齐内阁中，多达9人曾做过律师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，其中包括总统本人、总理和财长，还有一位曾担任过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主席。

为何中国喜欢工程师政治家

在中国，工程师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，可以从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找到部分原因。中国的教育一度受到激进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，工程学是一个最为安全的研究领域。而且，目前中国似乎从来都有一种对大型工程项目的偏爱。比如苏联曾经也是一个盛产工程师政治家的国度(包括叶利钦)，它一度想改变苏联的一些大江大河的流向。

中国之所以涌现出如此大量的工程师政治家，还与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相关。至少在理论上讲，工程师的工作就是确保事物运转，比如让桥梁高悬不垮，或者是水坝稳如磐石。

工程师还应该高瞻远瞩，因为如果建筑物在几年后就垮掉，那么它将没有任何价值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在把发展置于优先地位、并且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，工程师会走上权力的顶端。

法国行政学院：仕途捷径

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法国兼备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：它有民主政治，同时又有一个强有力的、集权的政府，也喜好国家计划。高级别的文职人员对法国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他们主要来自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行政学院(每年只有100名毕业生)。法国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几乎垄断了高级别的文职工作岗位，而这些岗位往往是通向最高层的垫脚石。在最近的11位总理和4位总统中，分别有7位和2位毕业于该校。虽然萨科齐并非法国行政学院毕业，而且他的内阁中也仅有一人毕业于此，但这只是减弱了该学院对政府高位的垄断，法国行政学院仍然是一个通向仕途的捷径。调查显示，十分之一的法国政治家毕业于该校。

商人政治家人数排第二位

如图所示，政治家第二普遍的出身职业是商人。将商业经验和公认的果断决策的品质成功运用到政界的人不多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·罗姆尼，被认为是仅有的两个。但次贷危机让金融家的作用凸显了出来：在英国，渣打银行的前任负责人现在出任了贸易部长。在美国，前任财长汉克·保尔森和新泽西州长乔恩·科赛因，都曾担任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。

虽然富裕的民主国家看似最容易接受商人的管理技巧，但这一技巧对新兴国家的影响则更大一些。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商人在泰国政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泰国前总理、现在充斥曼谷大街小巷的“红衫军”的发起者他信，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。

在俄罗斯1997年和2003年的地方选举中，有38位商人参选地方行政长官职位，最后有10位胜出。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的斯科特·盖尔巴赫和康斯坦丁·索宁认为，3个因素催生了商人在后苏联时代的从政；在新民主政体中，只有那些强盗式的资本家才有财力参选；而且由于缺乏严格的政党纪律的约束，商人不相信政客能够践行选举承诺，还不如他们自己步入政坛。

也许还有第四个因素：议员的豁免权能使一些腐败商人免受法律调查。这一因素显然关系重大，因为当克里姆林宫开始限制议员的豁免权时，商人便不再对政治趋之若鹜了。这同样可以解释印度为何会有大量的违法官员存在：根据总部设在班加罗尔的智库公共事务中心的调查显示，印度23%的议员曾受过刑事指控。

政治正在成为新兴职业

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(尤其是英国和美国)正面临着一种新现象：从政本身作为一种职业正在兴起。在过去，政治只是你在从事特定职业之后才参与的事务。在英国，保守党官员一般要么是具有独立谋生手段的乡绅(尤指一个地区的大地主)，要么就是退居二线的商人；而工党官员则主要是工会领导或大学教师。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保守党现任领袖卡梅伦大学毕业之后，便进入了党内研究部门。除了花在学习公共关系艺术的几年时间之外，他已经将成年之后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政治当中。英国现任首相布朗和他的前任布莱尔，各自早在32岁和30岁时就成了下议院议员，而他们之前的职业(分别是记者和律师)仅仅是他们步入政坛的序曲。

英国评论家彼得·欧本在他的《政治阶级的胜利》一书中认为，政治之所能作为一种职业出现，在于一些处于外围的准政治机构的兴起，如智囊团、咨询公司、游说公司等等，它们为希望日后从政的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：开始只是一份实习工作，后来开始在议会或国会的某个办公室做研究，同时开始参加智囊团或游说小组的工作，逐渐迈进了政治当中。

彼得·欧本认为这样会产生一个近亲繁殖的阶级，这个阶级缺乏与外界的适当联系。他或许是对的。但这一趋势已无法逆转。无论好坏，政治正逐渐成为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职业。